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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思路与中西部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良好开端，2000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6％和9。2％，增长明显加快，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3942亿元，增长14。4％，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阶段开发的特点是：政府投资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得到较快发展。
中西部开发第二阶段的思路并不清楚。外部环境是什么？开发机制是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导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导？达到什么目标？
遵循22年改革开放的路径，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基本机制，主张把80年代开发深圳的模式应用到西部，中央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对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也不违背“非歧视原则”。
为推进西部开发将增加投入，实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在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扩大外商在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投资的试点范围；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对到西部去的旅游者、投资者提供入出境便利。预计国家还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比如把政府投资变为贴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进行开发，承包资源给外资，鼓励人才去中西部工作等等。
但上述思路不足以解决中西部开发的基础问题。以全球化，市场化的优惠政策体系，是基于民间投资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要在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之间进行自主选择，这是投资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显然，最大量的国内外民间资本，仍旧会投入沿海地区，因为中西部的自然，交通，社会，文化条件，和人民收入所联系的国内市场，都不具备产生投资高收益的条件。
1999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结构有所改善，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53家，合同外资金额350.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4.34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82.47%、85.06%和87.88%。中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00家，合同外资金额41.18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2.41%和9.99%，所占比重增长了0.11个和1.54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47亿美元，所占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5家，合同外资金额2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8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依次为5.11%、4.95%和2.82%；所占比重与上年相比，合同外资金额增长0.34个百分点。
截至1999年底，在全国累计批准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82.13%、88.13%和87.84%；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2.86%、8%和8.94%；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5.01%、3.87%和3.22%。其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累计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分别比截止1997年底所占比重提高+0.36个和 +0.11个百分点。全国吸收外资最多的5个省市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5.85%、63.35%和64.25%；全国吸收外资最少的5个省区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0.89%、0.41%和0.38%。
很明显，如果没有国家资本和优惠政策的有效带动，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主体，仍旧会流入沿海地区。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3％，占全国人口的1/4，GDP仅占全国18%。至少到2010年，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旧会继续拉大，各项优惠政策充其量，只能够延缓差距拉开的速度而已。
盲目模仿沿海地区开发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沿海地区饱和论”。
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论”来分析东西部关系，似乎东部的投资很快就会饱和，加以优惠政策，民间资本自然被吸引到中西部来。这是严重的理论误导。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根本不同，就是劳动力不能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才会流到发展中国家来。在一国范围之内，即使有户口限制，劳动力基本自由流动，中西部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会自发流入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资本却不会自发流到中西部落后地区。即使深圳地皮饱和了，外商投资企业也只会到东莞，一个东莞市就可以容纳台湾大部分电子企业。大连为了发展城市第三产业，以高税收把工业企业挤出去，但也只是挤到辽宁省的“中西部”而已。或许北方严重缺水时，重工业会向西南搬迁，这不是市场规律所支配的，而是自然环境突然恶化和资源枯竭造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