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浓重。有人统计，一个国家平均在建国后30年之内获得首枚诺贝尔奖牌，而我们的共和国50华诞，却至今与此项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无缘。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笔者不是“诺奖”的专家，无意于对此进行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只是在这项“盛事”年复一年的冲击下，有了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的想法，写在这里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故称“断想”。

　　一、什么人能得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本质上都是一个以现实为蓝图，以其创立者所赋予的方式而存在的符号体系，它构成一个建立于理念世界的王国。这个理念王朝的产生与发展与世俗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相似，“混沌”初开——形成社会——诸侯林立——三足鼎立——实现一统。在这个王朝中，以其理论核心为主体，发展出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都构成这个王朝的某个特殊领域，这些领域则被一个或一群在世或已故的权威所占据。一个学者要想在这个王朝中拥有一席之地，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对前人的学习而精通大部分甚至全部学说，使自己的“功夫”鹤立鸡群，使原有理论具有更加成熟的形式，从而超越所有现代人，使自己成为学术权威，代表一方神圣。另一个途径则是独辟溪径，超越前人，或者开拓新的地盘，或者使自己所在的领域攀上新的高度，这也正是通常所谓“创新”的内涵。前一种人很可能成为世俗经济学届的领袖人物，引导甚至左右着经济学的现实活动。然而经济学的历史却总是由后一种人写成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是：前者仅仅超越现代人，而后者则超越前人；前者修饰“家园”，而后者则开辟“新地”。诺贝尔奖属于后者——那些书写历史的人。

　　所以，很可能某个经济学家，在学术领域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各类头衔并代表着当代国际某一领域最高水平却与诺奖无缘；而一个看上去似乎理论功夫并非无可挑剔的人，只因一篇小文，一个方程却得了奖，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诺奖青睐那些开拓“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学富五车的智者或执掌朝政的“国王”。

　　二、什么样的成果能得诺贝尔奖？

　　其实，诺奖颁给创新者，这是一个常识。但什么样的创新容易获得青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思想的国度里不存在时空界限，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一般的能力，纵横万里随心所欲。但要使自己的造物成为学科主流的一部分则必须使之找到一个与其母体相连接的部分，使自己成为母体的一个逻辑必然。比如，微观经济理论历经一、二百年的变迁，形成现有的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看上去十分复杂的体系，然而其理论内核却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建立在效用极大化前提上的一个市场均衡体系，最终不过是为源于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提供理论说明。然而由于这个体系是以高深的数学为其语言的，人们要想进入已属不易，而一旦进去又常常如入五里雾中，再也出不来了。因该说，西方经济学的成功之处正是它有效的使用了数学语言并构建了这样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相当成熟的体系，所以它成为主流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存在规定了经济理论的走向甚至理论研究的方向和表现的形式，任何一个模型或理论体系只有当使其自己直接或间接与此相一致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就”，成为这个理论核心的自然延续。否则，即使是一个明显没有错误的“理论”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最容易得到诺贝尔奖的成果，应当是现有成熟理论的一个逻辑必然。

　　无论那一种学科，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现在的模样都有其必然的一面，同时也是历史一个偶然的产物，最近笔者看到一则报导：有人用了半生的时间创造出一套与牛顿力学相反的物理学体系——“万有斥力论”。我们假定它在逻辑上完全没有错误，并且可以解释一切牛顿力学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如果他诞生于牛顿之前，很可能将牛顿取而代之，只可惜生不逢时。除了其精神尚有可嘉之处外，他的这个结果最终不会成为一项“成果”，他的这项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现实中失败的结局。要改变牛顿在物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与企图改变二次大战加诸于世界的灾难一样是不可能的。据说：一位企图否定爱因斯坦的学者将自己的论文交给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可能不准确）教授请教，杨振宁只说了一句话：任何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相悖的理论都不必提。开拓创新固然重要，但首先要尊重历史和现实。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人在搞自己的体系，但除非作者能够找到其理论与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结合部，使这一理论成为主流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并以量化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自然与诺奖无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是那些以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为本土而新得的“实地”，不是旧貌新颜的“故居”，更不可能是游离其外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