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腕们正在忙于玩弄数学技巧，却忽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对象——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和形式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然而，效用这一概念仅仅适用于描述一个孤立个人以其自身偏好为前提而规定了的一种单纯的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只代表着建立于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仅仅反映了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却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尔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权力的分析》，他明确表示，经济学必须关心权力问题，他将自己的这部著作看得很重，认为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写成的精品。然而，经济学主流中，没有“权力”这个概念，因为加尔布雷斯以及所有意识到“权力”重要性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大家，都没有能够将他表现为数学模型。事实上，与“效用”相比，“权力”似乎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后者反映着人的另一面，即其社会性，他代表着人面对其他主体人时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关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认为，权力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经济理论的一个增高点，谁首先将这一问题量化为数学语言，谁就等于占据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半壁江山。

　　现代经济理论中没有权力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反映这一现象，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在厂商理论中他反映为“利润”极大化，在福利经济学中他反映为“独裁性”，还有寻租理论中所谓的“租”的本质也无非“权力”二字。利润极大化和效用极大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完全可以追求效用极大化，“利润”极大化对他却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他也是无“租”可寻的。他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当他面对其他主体人时，他才是一个社会人，“利润”、“租”这些属于社会人的概念才会对他适用。所以说，利润极大化以及寻租行为正是权力极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然而，“利润”和“租”都不是能与效用相提并论的概念，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哲学层次，只有当“权力极大化”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而与“效用极大化”平分秋色之时，经济理论的基础才谈得上真正的完备，那时，也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自然，以上属一家之言，或许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某个更好的切入点。但无论如何，看到的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尽管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想取到真经却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一定要首先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你要具备与巨人叫板的实力。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要学习他的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还要进得去，出得来，进而立足其间，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果，然后才可能言及实现自己的宏图。

　　客观的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尚在其形成时期，经济学的“牛顿”什么时候出现，还是一个尚须等待的悬案。所以，我们面临空前的成为经济学巨人的机遇，关键是看我们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奋起赶上其步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问题，就是要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为什么有了效用理论，还要搞出一个偏好的概念？为什么看上去非常直观有效的基数效用论被序数论所取代？为什么在现实中毫无用途的“显示偏好”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实际只有一个，因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们要求一切可以作为科学事实的东西都要建立在可实际观测的前提下，一切概念都要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方法论背景。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背景，才有可能摸清现代经济学的脉络，掌握其精神实质。这样自己的作品才可能被接受，才具有了一分获得诺奖的可能性。

　　总之，面对西方经济学我们的态度应当是：

　　不排斥，不盲从，不迷信；

　　学会居高临下，不要高山仰止；

　　在深刻理解其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掌握数学语言，然后在靠近其内核的周围寻找突破点；

　　要迎头赶上，不要亦步亦趋；

……

　　笔者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对微观经济理论有过长期的学习过程，上面一些想法称之为“断想”实际上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本人对现代经济理论由浅入深的思考过程。笔者对诺奖的公正性没有任何怀疑，也无意于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优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主流的现代科学精神其核心思想是源于西方哲学的。即使每一个诺奖评委都怀有一颗真诚和公正之心，也免不了偏见的结果。因为他们（也包括我们）本来就生在“偏见”之中。倘若今天的话题不是诺贝尔奖，我们大可变得轻松起来，搞一些适用于中国但西方人未必能欣赏的东西。日月轮回，或许未来某个时代，当西方理论式微之时，未尝不能变成主流，但那想必只能是下下个世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