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国体问题，从字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风波迭起，意见纷纭。除了袁世凯、张勋之流想公开挂出“帝国”招牌外，众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实际干的乃至口中、笔下隐约的吐露或直截了当说的，乃是独裁专制。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分享作为现代文明成果之一的民主？各种说明词归结到一点无非两个字：“国情”！
    以营造真正的民主、共和大厦为职志的新文化运动，重要内容之一是揭露所谓民主、自由不是今日中国人所宜享有的“国情特别”论的荒谬。其“特别”藉口主要有三条：
    一曰中国没有民主传统。他们对其他中国传统没有的外来物事，从汽车、洋房、西服、革履　、三点式、露脐装到股票、美金……一概来者不拒，唯独对现代人最重要的行为准则－－民主、法治等等却老想拒诸门外。说到底，这不是传统与外来之争，而是要不要对他们为所欲为的自由，给予限制和监督的问题。
    二曰人民程度不够。这一藉口立即遇到一个问题：程度够与不够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其实，推行现代民主，没有一个高悬九霄难于企及的标准。首先是有没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及其表达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逐步发展，除了内陆边远省区以外，新兴的资产者群体已经成为各地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上原有的士绅及其他群体，各阶层和各地区的利益分化已经十分明显　。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和废科举、建立新式教育体系，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阶层。而经过戊戌变法以来的反覆较量，一大批政治评论家、政治家、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领袖已崭露头角；有独立人格的记者、编辑和新闻媒体也十分活跃。社会现实显露的是没有民主政体，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利益就不可能不断合理调整和整合。而这些阶层　、群体、地区也已拥有各自十分活跃的代言人。
    针对所谓普通公民“程度不够”的遁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强调民主活动本身就是公民如何运用民主制度的最好教育。陈独秀曾引用杜威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1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后者往往不懂得没有以公民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现代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正常、健康地发展。他们更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第三个藉口是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党派纷争带来的种种恶果。康有为等人反对民主共和鼓吹恢复帝制的主要托词亦是这一点。
    陈独秀等人的答覆非常明确。他们承认转变过程会带来一些混乱。可是，专制统治带来的混乱和阻碍社会发展的恶果不是更严重吗？同时，这些恶果是民主共和制造成的，还是反对民主和的势力的倒行逆施？除了进一步推进民主共和制以外，能根治这些乱象吗？
    陈独秀义正辞严地指出：康有为“乃举所有中国丧权辱国兵争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悉归罪于共和民主。夫共和果为如是不祥之怪物也？君主政治之下，此等不良之政象，果无一能发生者耶？康氏所举事实，虽不尽诬，使民国政象，悉易以中国，则予固无词以驳之。若其归罪于共和，则共和不受地。若其归罪于伪共和则可，则真共和不受也。”2八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有人以民国初年的混乱作为中国不宜推行民主制度的所谓理据。清理这段历史是尚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读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当时的评论，应可发人深省。
    这些先驱的高明之处，是他们不满足仅作政治是非的辨析，而始终把阐明学理作为关注的焦点。
    例如，面对帝制叫嚣和肆意破坏民主的严酷现实，他们耐心地从现代国家的基本知识讲起。
    《青年杂志》创刊号就载文指出：不能把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国家之与政府，划然判分。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3现代共和国家与专制统治在形式、精神、法律、政治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前者必须落实于法治与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