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它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最初形式就表现在就业问题上。“所谓就业问题，就是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为社会创造财富或提供劳务，而获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问题。”(1)
    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