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村民自治的经济背景。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政府的干预仅应当基于市场的失灵。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不外是：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1　］，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　2］。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信中的一句话［　3］。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也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

    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至，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的理由。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当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当作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

    鉴于市场与产权，总是一对“鸡生蛋、蛋生鸡”这样难解难分的问题，所以在本文中先后予以讨论。至于现行户口制度，对于理解“三农”问题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论者较多，本文从略。

    “三农问题”，直观地看，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的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又往往直接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而价格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确切地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结构呢？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
    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早期改革的能量释放殆尽、无以为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此后积重难返，已是不争的事实。价格信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分散、“粗放”性质，由此出发，大力主张农业的产业化。他们热衷于讨论“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等设计。但是，如果仅仅从规模化、集约化角度看待产业化，那就尚停留在经营的层面上。我认为，在其本质上，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过程是一种自发过程。我们不需要婆婆妈妈地告诫农民该怎么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认清农民和农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瓶颈
    究竟何在？

    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众多分散的农民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这种扭曲结构的结果，就是无法生成舒尔茨所称的“正确的价格信号”，不仅使农业产业化成为空谈，更使农业的基础日益削弱。

    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严禁私商粮贩到农村收粮”，就连农村基层的加工企业也被迫舍近求远地向粮站购买原粮。这等于关闭了粮食市场，只有一个买家的市场对于众多分散的农民（卖家）可能公平吗？粮站系统阳奉阴违，套取收购资金挪作他用，少收、不收农民的粮食或变相压价，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系统则与私商粮贩不断上演“捉放曹”的默契把戏。政府的“保护价”必然是形同虚设。此中的寻租空间已造成数千亿的财政黑洞。更难理解的是，粮站收来的粮食据说还要做到“顺价销售”，这不仅有违市场规律和经济现实；就算能做到，岂不意味着粮价只会节节高升，可是粮改的初衷不是“平抑粮价”么？

    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也是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体制复归”的。前几年出现了几例“假化肥”案件，依法惩处就是了，倘若无法可依那就抓紧立法呀。谁知某些利益集团搏弈的结果，却是供销社系统重新确立起行政垄断地位。这确使我感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任重道远，以及某些人对于市场的叶公好龙。

    各国的经验多表明，农民面对市场，确实需要合作社一类的中介组织。但中国的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社”，当年是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建立起来，是为先天不足；此后追求“一大二公”，职工以“非农户口”和吃“商品粮”为荣，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是为后天失调；当前又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指望他们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服务，是为南辕北辙。不过，倘若我们废除了强加于农民的双重市场垄断，则农民自发的合作社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有的种粮大户、加工贩运专业户等亦将合法地延伸其服务，至于原来的供销社、信用社也未尝不可焕发新生，或被兼并重组而实现再生。当然，废除垄断的根本意义还在于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以吸引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留在农业，并维持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均衡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