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腐败现象的认识应包括三个问题：腐败是什么？腐败为何发生、如何发生？腐败水平为何不同？对三个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相应要求。学术界目前对腐败水平问题关注不够。本文提出，可以用“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思路对腐败水平问题进行探讨。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问题，即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决定了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问题不同、方法各异；另一方面，方法上的创新、变更有可能深化对问题本质的认识。 

　　腐败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两项基本内容：一是腐败如何认识；二是腐败如何治理。虽然后者是腐败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本文主要讨论前者。因为认识腐败是控制、治理腐败的前提和基础。认识活动包含描述、解释等，其实质是一种实证研究、经验研究。笔者认为，对腐败的认识至少应包括三个问题：（1）腐败是什么？（2）腐败为何发生、如何发生？（3）腐败水平为何不同？运用的方法有理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心理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等。从国内已有的文献看，不同领域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并且经历了由第一个问题向第二、三个问题的转变；相应地，方法的选取有所侧重，方法的运用也有变化。 

　　例如，对“腐败是什么”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的传统领地。研究者们运用理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进行归纳分析、静态分析，力图抽象出腐败的定义、特征、形式、类型以及根源等。主要结论有：把腐败定义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腐败的基本类型有“以权力换取金钱”、“以金钱换取权力”；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缺少制约、权力失控，腐败的治理对策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等等。 

　　对“腐败为何发生、如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回答内在地要求“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因此，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主要运用个案研究法、心理研究法等进行演绎分析、动态分析，试图从权力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入手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经济原因、心理原因。主要观点有：把腐败分子视为“理性经济人”，把腐败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把腐败视为一种行为或行为过程，一方面由需要、动机等个性因素支配，另一方面受环境影响，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腐败的根源在于需要结构或偏好体系的变异，在于政府管制或干预，在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如揭发概率低、惩罚程度低，治理腐败的途径是取消政府管制、实现高薪养廉、加大打击力度；等等。 

　　总体上看：对第一、二个问题的解答是比较充分的；腐败的政治学、法学研究比较宏观，而经济学、心理学研究比较微观；随着问题的转换，腐败研究的文献也经历了由1990年代初以政治学等为主导到1990年代中后期以经济学为主导的转变。但是，对“腐败水平为何不同”问题的重视一直不够，也缺乏运用科学方法对三个问题的整合研究。问题与方法都存在一定缺陷。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人们对腐败现象的本质还没有充分的认清，而且损害了现有腐败治理对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因此，腐败研究需要开拓出新的领域。 

　　腐败研究新的领域是第三个问题，即“腐败水平为何不同”。腐败水平是一个描述腐败现象剧烈程度的概念，可以使用频率、范围、层次、规模、领域等指标来说明、表征。“腐败为何发生、如何发生”问题和“腐败水平为何不同”问题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腐败行为发生的必然性，后者关注腐败行为发生的或然性、可能性；前者试图提出腐败行为的发生模型，后者试图提出腐败水平模型；对前者的回答将解释什么原因导致腐败是公共权力的“孪生物”、人类文明社会的“痼疾”，对后者的回答将解释哪些因素导致一个社会或一段历史时期内腐败现象泛滥肆虐成灾。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蔓延、泛滥的不良趋向。所以，腐败水平问题的提出、探讨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 

　　特定的研究领域也需要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建立在行为科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基础之上的“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思路可以为腐败水平的研究提供借鉴。 

　　腐败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对它的研究当然要运用行为理论。行为科学、新制度经济学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科学，体现了人们对自身行为、对社会认识的新进展。行为科学对人的行为的认识有两个模型：一是从需要到动机到行为；二是B=f（P，E），即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行为”——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个体是在由制度所限定的关系空间中活动的。借鉴行为科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丰富思想，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改造行为科学的模型，提出人的行为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人的行为一方面由需要、动机支配，另一方面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行为是一个受到制度环境影响的过程。 

　　把行为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用于腐败水平研究，初步得到的结论包括：第一，腐败水平取决于“制度”状况；第二，“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风尚、民族文化、习俗、社会心理等，在塑造腐败分子的需要结构或偏好体系方面，在腐败行为方式方法选择方面等，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第三，“制度”中的正式制度因素，如包括工资福利待遇、选拔晋升等在内的干部人事制度，规定了权力结构、关系、运行的政府体制，以及司法检察、惩罚制度等，决定了腐败分子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包括满足的程度）、腐败行为是否具有便利的条件、腐败行为的风险程度等；第四，由于正式制度因素和腐败分子的需要满足程度、满意程度等直接联系，而如果满足程度低、满意程度低就意味着失衡心理、非制度化行为出现的概率高，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因此，腐败水平主要取决于“正式制度”状况；第五，腐败治理对策研究方面，在正式制度的变革、创新过程中，应当注重制度“激励”功能，而不是仅仅注重“约束”功能，要考虑用富有激励的制度安排，如公平竞争的选举制度、相对优越的工资福利待遇等，从根本上保证政府官员的忠诚、廉洁、公正、效率。 

　　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两种思路融合在一起，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试图在腐败研究中实现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的统一、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的统一、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