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由原来主要通过国家政策性安排转向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增多，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但是，从合理的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国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提供的职业岗位相对不足，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难以实现；一些人在改革中向下社会流动；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这些问题一方面体现出社会流动机制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反映出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和文化性。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对于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回答社会存在哪些阶层（朱光磊，1998；陆学艺，2001；李强，2002）。阶层变化于社会流动。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全面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变化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流动及其机制。虽然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阶层问题时涉及到了社会流动，但是尚未作深入探讨（李强，1993；边燕杰，2002）1.我国社会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的社会流动、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李春玲，1997；李路路，1998；杜鹰等，1997；王春光，1995；李培林，1996），一些学者对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流动也有一定研究（冯同庆，1996；游正林，2000）。但是，缺少从宏观层面系统地对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及其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此作一点尝试。 

    一 

    较之20多年前，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强了，一方面是个人社会流动增强，另一方面是群体或阶层的流动变化（李春玲，1997，第80页）。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社会流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入党）导致了社会流动类型的变迁“。（周雪光等，2002）这种安排是与个人的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所有制等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为人们社会流动创造了机会。1980－199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转变职业、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的机遇。19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边燕杰，2002；李强，2002）过去人们就业习惯于国家安排，现在则主要通过市场自主择业。现在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 

    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工厂务工经商，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出现并且不断壮大，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社会流动中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而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有意思的是，我国近二十多年社会流动机制由国家政策性安排向市场化方向变迁是以一种国家政策性的安排代替另一种政策性安排而开始的。进一步说，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具体的政策改革展开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前提，他的经济建设理论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变迁过程的开展，他关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从一个重要方面促成了中国阶层结构变迁机制的转换，他的政治法律理论对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阐述，则无疑为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提供了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陆学艺、龚维斌、陈光金，2002）。 

    二 

    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应该是以社会职位空缺为导向、以自致性原则为根据、以机会平等为提前，同时对弱者进行必要的保护。2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缓解由于分层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因为市场是承认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的，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既为社会流动提供平台，也为之提供渠道，这种渠道就是职业。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与人们的经济收入密切相连的，职业地位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体现。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载体，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人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职业的获得主要应该通过市场，个人职业地位的提升也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使有能力的人占据相应的职业地位。个人能力的获得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教育成为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 

    从社会流动合理性的角度看，我国社会流动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提供的职业岗位相对不足，致使相当一部分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难以实现；一些人在改革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向下社会流动；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 

    1、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存在较大差距。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可以通过其职业反映出来。虽然我国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职业地位与人们社会地位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仍然较低，社会地位还取决于诸如个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组织资源等其他因素。职业地位很难作为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因此，一些学者在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时没有单纯采用职业分类的办法，而是采用了一些多元分层的标准，例如，李强就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问题（李强，第38页，2002），而陆学艺等则认为需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陆学艺，2001，第8页）。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表现之一是职业分类与收入分层不一致，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等方面的不同，从事同样职业的个人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相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造成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