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妇女的眼睛看世界”是‘95北京世妇会在中国大陆最深入人心的口号之一。而与性别意识提升相伴随，近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性别与社会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大亮点。尤其是2000年以来，在研究者学科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学科训练的中青年学者加盟的基础上，在“发展中国大陆的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1]的推动下，性别与社会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加速发展，有关性别与社会的研究除了继续聚焦于解释妇女的现实处境和解决妇女的具体问题外，也开始了关注与社会学主流知识的对话或挑战，直至进行知识重构这一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可以说，从1999—2002年，性别与社会研究的学科化进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学科特征不断明显；第二，学科建设全面展开；第三，挑战主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妇女+本土的研究方法崭露头角。 

一、            学科特征不断明显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认为，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可以与主流社会学进行对话或挑战，从而实现以妇女为中心的知识重构。这三种方法是：1）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增添妇女的内容和/或变量；2）脱离现有的社会学体系，构建独立的和特有的理论和方法；3）重新定义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假设和一般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重构社会学体系。（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1993:1—14）如果说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陆的性别与社会研究更多地属于在社会学体系中添加“妇女”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以社会性别视角挑战主流社会学理论和概念，进而建构具有本学科特征的重要概念，已成为性别与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并获得较多应用的重要概念至少包括： 

　　1．  劳动的性别分工 

　　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对劳动的性别分工研究主要是以妇女劳动为主线，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以劳动社会学、职业社会学为基础的对妇女劳动的研究；一是以妇女/性别研究为立足点的对劳动性别分工的研究；一是以男女两性的共同经验为研究对象，试图把妇女劳动议题重新置于劳动社会学范畴的研究。（佟新、龙彦，2002：229）在西方女性主义有关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劳动不应该被排除在“工作”范畴之外观点的基础上，佟新等人提出，应以对劳动的性别分工研究代替单纯的对妇女劳动的研究。而所谓劳动的性别分工指的是：在社会性别基础上，为完成人类有关物质产品的生产劳动和人类自身生产劳动的制度安排。进行劳动性别分工研究的目的在于反思在劳动中，人类如何建构等级化的性别秩序。（佟新、龙彦，2002：2３０－２３１）张宛丽则进一步指出，男女在自然分工的层面是平等的，但被框架到社会分工之中后，就产生了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并且，男女之间的差异究竟导致不平等还是多样性，取决于社会结构下的分工、现代社会中的文化霸权，两性及其个体对不平等的认同这三个前提条件。（张宛丽，2000：79）这就直接触及了劳动性别分工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机制。 

　　2．  户平等 

　　“户平等”是笑冬在以妇女在农村工业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对农村妇女在乡镇企业就业时所受到的保护进行分析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国大陆“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所具有的社区特征和血地缘特色对于农村妇女，尤其是江浙地区农村妇女进入当地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是有保护作用的。而妇女的这一就业之所以被家庭和社区认可，未与男人就业产生冲突，原因之一就是“户平等”这一农村家庭生存—发展策略理念。这一理念认为，男女都是分属于每一户的，无论男女的获利都是户的获利。因此，人们往往以“户平等”等同于男女个体平等，尽管“户平等”内蕴着户内的性别等级制。（笑冬，2000）金一虹的同类研究也揭示出，在苏南农村，从表面看，当进工厂仍属稀缺资源时，社区的配置原则是按户分配名额，家庭内的配置原则是“先长后幼”。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实际的运作是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其中，最核心的是与父系亲缘的疏密程度。据此，金一虹将今天苏南农村的父权定位为“式威”，并认为“男权依然强大”。（金一虹，2000） 

　　这提示我们，在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中，首先，社会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以家庭/户而不是个人/个体为单位；其次，从“户平等”的逻辑出发，家庭根据家庭整体而不是家庭成员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制定家庭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定位家庭成员的价值
，确立家庭成员的作用。由此，一方面，“户平等”的表象之下难免内蕴着家庭内部包括性别、年龄、代际等等在内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建树是以家庭利益为原则的；另一方面，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的获利/受损与否和多少也往往意味着家庭的获利/受损与否和多少，家庭成员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由此具有了家庭/户行为的意义。 

　　3．  社会性别与发展 

　　“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概念事实上是1980年代“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深开发产品”：当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单纯经济发展观存在的谬误和缺陷，提出“以人为中心”这一新的发展观后，女性主义者发现了这一新观念的性别盲点，以及已经和可能会继续对妇女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从可持续和和谐发展的角度相继提出了日趋完善的“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WAD）、“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 WID)、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理念，并将这些理念扩展到了与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如公共政策、健康、社会工作、就业、消除贫困、教育、环境保护等等。中国大陆最早引入社会性别与发展概念的也是发展领域，目前亦已进入到与发展相关的许多领域。如，云南省GAD小组在对有关农村发展项目的评估中发现，若对发展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即使是“促进妇女发展”的项目，也会很容易使妇女沦为某种家庭和/或社区低成本高效益的挣钱工具而不是受益者（赵捷，2002）；看似中性的技术在实际使用中对不同性别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赵群，2002）。因此，社会性别视角已成为云南大多数发展项目不可或缺的视角；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在“中国妇女生育健康研究与促进”项目工作中，考虑到性别等级制度和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生育观念给妇女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十分关注从增强妇女权利方面改善妇女健康工作（萧扬，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