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和发展与19世纪以来中国艰难坎坷的命运有关。究其学科学术传统，它有一个始于西方却不局限于西方的传统[2]，一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传统。1950 年代，社会学被指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社会学系遭关闭，直到1979年为止，社会学的系统教学和研究中断了近30年。其间，思辨性的论证、由理论到理论的论著取代了具体研究。1978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由于初期主要的、大量引进的是美国社会学及其定量研究方法，西方的量化统计调查法以其“科学的”、“客观的”、“现代的”光环，被奉为惟一的社会学研究法。[3]中国社会学因而丧失了设立之初由人类学传承下来的、重视田野调查的传统，人类学由社会学出走，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社会学系重新设立到现在，又有20年。综观这20年社会学的发展，不论在研究的议题、方法以及发表的成果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4]回顾过去，并立足于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以为有必要在方法论的层面，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进行反思；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检视、整合社会学知识体系。 

　　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界经过了一个“补课”的过程。在这期间，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反思。 

　　其一，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引进,在中国社会学界卷起了一股“问卷热”。“问卷热”所代表的是一种以大规模问卷调查为手段、以数据为学术语言来创建社会学知识的努力。20年来，在问卷设计、抽样、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表达等方面，虽然已经渐渐走出了早年蹒跚学步的“问题”阶段[5]，但是，对于数据是不是描述社会现象和呈现人的七情六欲的惟一的、最好的工具这一议题的讨论仍然非常有限。[6]虽然偶尔有学者对某一问卷调查提出质疑，[7]但大部分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手段所出现的许多“幕后插曲”，只是不断地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学术圈子里流传着。[8] 

　　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往往拿美国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到中国来用，一般这些在美国一用再用的问卷和量表也都被研究者自然赋与了一种权威地位。[9]殊不知这些问卷和量表是根据美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情况而设计的，它们不见得适合中国的情况。[10]此外，一般常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还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之类的量表和以“1－5”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但是所谓的“不满意”、“还算满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这些数据、量表其实很可能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研究者要说明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这些表面上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代表着用数据描写社会现象、个人经验的局限性。[11]拿西方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到中国来用，不但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而且还很可能有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二，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所隐含的问题。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后以“现代的”、“科学的”身份跃居为社会学研究法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下，研究报告往往以有数据、样本大、用电脑处理资料来建立起其学术权威。[12]以“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自称的定量研究成了对所有研究成果生杀、褒贬的惟一标准。[13]其实，所谓的“客观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建立“普遍性”的目的为何？在多大程度上“普遍性”成了主流势力坚持和巩固其既得权势，并排斥、压抑少数、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手段？更何况，定量研究实证主义的前提是以“客观性”和“普遍性”建立其“科学性”，这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模式。人文社会学科所研究的现象和对象跟自然科学完全不同，有没有可能和必要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硬套于人文社会学科，这一直是西方学界讨论的议题。 

　　其三，定量研究采用演绎法(deductive approach)的研究论证步骤，研究者由既存理论(existing theories)推演假设(hypothesis),再由假设选出概念(concepts)，进而界定概念，再根据概念的定义设计问卷。这样的演绎法研究论证步骤把既存的理论当成研究的开端，也就是说研究者从选题、提问开始就已经受既存的知识范畴的规范限制，这不仅对多年来学界讨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使那些原来没有纳入既存的知识范畴之内的、非主流的议题、社会现象，或是人生经验，很难有机会进入知识范畴之内并开始对一种新知识的创造、累积和再造，更别说开花结果了。 

　　其四，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在比较本土与西洋学者时，王铭铭很犀利地指出：“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学者在自我社会定位方面缺乏反思。中国本土人类学往往不自觉地依从于主流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并潜在地促成支配性的权力体系的复制”。[14]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居于权威、主导的地位，研究者决定用哪个理论框架，怎么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者）处于被动的、被审问的地位，他/她只能以研究者所设定的框架、所界定的概念，并以研究者的话语来表达他/她的经历。研究者本身的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和偏见(biases)往往在没有被检验的情况下影响着知识的创造和再创造。 

　　其五，知识内涵和学术规范问题。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虽然研究报告渐为规范，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是在学术刊物、会议上，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结论仍然俯拾皆是。[15]而且仍然有学者认为，思辨性的论证有其可取之处。[16]这种一般通称为定性研究的著作，[17]作者往往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来证明他/她的观点、立论，也不对他/她怎么得到最后的结论做任何交代。但是，作者最后所作的断言（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根据，其所提观点只能算是断言），却往往被视为学术上的结论或定论，在学术圈内外流传。 

　　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建构知识体系 

　　(一)摒弃空洞词汇 

　　要建构起气象一新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需摒弃以空洞的词藻概念来堆砌文句、写文章的习惯，替之以具体的材料、解析和批判的视角、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妇女过去几十年大量就业的经验和成果，仍然没有为妇女争取到完全平等和公平的待遇。改革开放后反而有倒退的现象，这些现象由原来的视而不见、不知不觉，到意识到它是问题，对它提出挑战，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表现；但在解决问题时面对的困难也意味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体制仍然根深蒂固，继续影响着妇女的经验和发展。然而，在许多研究著作中，许多社会现象的存在往往以“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太落后”等笼统的、空洞的词汇和表述来描述或解释。殊不知这样的词汇和表述只停留在表面的层面，不但没有真正解释说明问题，也没有解析到结构层次的深层问题，更没有说明是什么人、在怎么样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规范制约下，以及在什么历史条件和时空里，使得这些“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还能在21世纪继续影响着中国妇女的经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