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篇评论所依赖的概念框架，是杜瓦斯（旧译多依斯，Diose, 1986）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解释水平的经典阐述①。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的基本理智资源之一，欧美社会心理学在过去30年中的研究进展，也一直受到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系统关注。乐国安（1997）和周晓虹（1993）等一直致力于有关欧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引介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方文（2001）力图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理智视角之外，构造学科演化的学科制度视角，并尝试以之为分析框架，来解释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2002b）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2002c）。 

　　由于中国社会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定向，本文所评论的文献来源，主要是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心理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社会心理研究》于1999-2002年期间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大陆学者在英文学刊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其他中文学术刊物中的重要研究，也将涉及。在此，笔者主要从有关个体内过程的研究、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等四个方面予以评述。 

　　一、有关个体内过程的研究 

　　有关个体内过程（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process）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语境中组织其社会知觉、社会判断、社会评价和社会情感的规则和机制。以社会认知过程为典型代表的个体内过程的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成为欧美实验定向的社会心理学的主宰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从1990年代起，已开始有关元认知（meta-cognition）、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的相关研究。 

　　个体稳定的应对社会信息，并且在社会情景中表现出有规则和连贯的社会行为，人格因素是内隐的基本变量。有关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的研究，获得了重要进展。王登峰等根据西方成熟的人格研究路径，采用完全本土的方法来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他们在系统收集中文词典、文学作品和中国被试实际用于描述具体人物的形容词的基础上，通过对词表的简化和被试评定，获得了中国人的人格“大七结构”，并编制了中国人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2000，2001，2002）。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差异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的变迁，仍是有待探明的基本问题。 

　　社会认知中的重要研究策略，也开始被贯注到有关中国人的法律观念的心理结构的研究中。戴键林等依据概念表征的激活扩散模型，采用“法律”一词为靶词，以大学生和儿童作为被试，对法律概念的表征进行了初步探究。在《中国人法律概念的心理结构探究：一项对词的自由联想结果的内容分析》研究中，戴键林等（2000a）让大学生被试进行自由联想，然后将联想出的高频词（概念）作为分析单位，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实施系统聚类分析。他们发现，法律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是从以下５个方面来表征的：①机构与人员；②法律条规；③罪与罚；④法律功能；⑤法律主旨与基础。这5个方面在比较浅层的意义上能够反映出中国人的法律心理结构，并且反映了中国人法律心理的某些文化殊相。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在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中，戴键林等（ 2000b）发现，法律概念在儿童心目中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表征的：①罪与罚；②司法机关和人员（含行为）；③法律条规和品格。他们还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儿童法律认知的结构和内容特点，并同成人进行了比较。此研究为儿童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我们对儿童进行更有成效的法律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 

　　二、有关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 

　　有关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给定的社会语境中所发生的人际互动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的模式和机制。它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焦点，可纳入两类范畴：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力学。此外，实验定向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李丹等，2002））和社会性及品德发展研究（岑国桢等，1999），也有重要进展。 

㈠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 

杨中芳等（1999）在仔细梳理有关人际信任的中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中国人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本土人际信任模式。以之为概念框架，彭泗清（1999）试图回答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机制。在两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彭泗清发现中国人将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当作建立和发展人际信任的主要方法。在长期合作关系中，情感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在一次性交往中，工具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而在经济合作关系中，在关系运作之外，法制手段也可增强信任。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杨宜音细致描述和分析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1999）。她发现“自己人”是作为信任边界的符号边界而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企业组织中的上下属的信任关系（郑伯埙，1999）以及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王飞雪等，1999），也受到关注。 

李伟民等（2002）在问卷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人信任的结构和特征。他们发现中国人存在基于个人关系的特殊信任和基于共同信念的普遍信任。而张建新等（2000）试图构造不同社会情景下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及可信任性觉知与信任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人际关系定向，在王绍光等（2002）和梁克（梁克，2002）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王绍光等发现信任与行动者的地位和社会资源相关联；而梁克则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把人际信任拓展为社会秩序和本体安全感的有效机制。 

　　㈡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力学 

　　基于“人情” 和“面子”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一直是华人社会心理学者研究的重点。杨宜音（2001）在“自己人—外人”的关系分类图式基础上，进一步从情感角度阐释了人际互动所带来的情感格局的特征。张志学把有关“人情” 和“面子”的描述研究，拓展到人际分配正义和人际关系认知的研究之上（Zhi-xue Zhang, et al 1998； Zhi-xue Zhang, 2001）。在1998年的研究中，张志学等发现人情和关系在中国人的分配情景中，以“合情合理”的规范（reasonableness norm）为表征，影响中国人的分配决策，而呈现出超越分配正义的特征。在其基础上，张志学（2001）还进一步研究了人际互动频率对关系密切性和分配决策的影响。他发现个体之间过去的互动频率，可作为个体之间关系密切性的预测指标，对奖赏分配产生显著影响。张志学还期望把描述意义上的人情和关系实证化。在有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认知的研究中（张志学，1999），他发现中国人所谓的关系，可从3个维度进行操作化：关系的远近、个人与关系伙伴交往时的自主性和个人对关系伙伴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