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包括规定华文、马来文、英文及淡米尔文为四种官方语文（但是独崇英文）、改革教育制度以适应新的国策等。这助长了全国上下的急遽西化。恰巧近年来美国（西方文明的代表）的势力如日中天，西风压倒东风，致使新加坡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物质方面姑且不说，就是在精神方面，也是今非昔比。在过去，大部分新加坡华人的思想与行为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注重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以家庭为核心，孝道思想极为浓厚。在家庭之中，父母（或者祖父母）为一家最高的权威，子女媳妇等完全处于“听命”的地位，反孝悌思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然而，自从西风东渐以后，个人主义甚至女权主义思想抬头，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得原有的传统思想失去平衡，还冲击着各个家庭的基本结构。当然，家庭间结构上的变化是向来就存在的，但是它在受到新思潮的洗礼之后，其中所产生的变易，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新变化在旧变化的基础上急遽发展，有些变化是进
步的、合理的，令人欣慰；但是有些变化则近乎一百八十度，令人一时难以接受，而且它使得一般过去原本极受尊崇的年长者完全无法适应，茫然若失。

　　新华小说作者对这些经过各种变化的家庭伦理思想与行为，有很多的反映。古人说：“言为心声”，今日小说里所反映的，当然未必尽是作者的心声，但是它所叙述的，恐怕不会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这些小说里所描绘的，多少表露了作者的心曲。我们从这里也多少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社会如何与当地的文化（在这里主要是英文文化）发生冲突，然后又如何融合其间。

　　笔者现在从父母与子女、家婆与媳妇、丈夫与妻子、丈夫的风流韵事、退休生活等几方面去加以评述。这儿所采用和引用的，几乎全是第一手资料。换言之，全是小说作品本身。至于第二手资料，本文尽量少用，或者索性不用。

父母子女之间与孝道思想

　　家庭和睦是东方社会特别推崇的伦理思想。所谓父慈子孝，那是千古不变的定律。新加坡也强调家庭和谐，提倡以家庭为核心，认为家庭凝聚是造成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是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思想大行其道，“敬老”的思想慢慢被打入冷宫，传统的家庭结构有逐渐被解体之虞。

　　严格地说，今日的父母亲对于子女总是呵护备至。其实，东西方的父母都一样地爱护着子女（虽然爱护的方法各异），这是永恒不变的人性。人大都爱护小动物，何况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描写爱护与细心培育子女的新华小说为数不少，希尼尔的《解雇日》在这方面就有十分突出的描写。由于这一类是常情，大家谈过的太多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去加以阐释。

　　至于子女对待父母，那就大相径庭了。什么“二十四孝感动天”，什么“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封建时代的孝顺思想，不但早已经被完全摒弃，视为天方夜谭和论调迂腐，即使是较迟的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思想，也因为许多子女婚后自组家庭而在逐渐消失之中。亚洲人民的传统思想是：父母历尽千辛万苦把子女养大，将来自己老了，子女就会报答双亲的恩惠，毫无怨言地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这也就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基本精神所在。古时董永孝感动天，稍后目莲遍访地狱救母，孝心可嘉。就连粗汉如黑旋风李逵等，也知晓要孝顺母亲，更何况是知书识礼之士呢？然而，西方的孝道思想则完全是另外的一套，它大体上认为：养儿育女是父母的责任，子女长大后必须另谋发展，建立自己的世界，没有什么“报答”的义务。这两种思想各走极端。几十年来，西方的强势思想文化，已经驾凌一切，对年轻人（尤其是接受西式教育的年轻人）的思想行为，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

　　过去，许多人认为：子女在学校受西方教育（思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子女在家庭里可以从父母或祖父母处学得东方价值观，可以互相辅助。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西方的强势文化无孔不入，影响深远，现代较年轻的父母本身都已经西化和个人主义化了，他们的子女又怎样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得东方价值观呢？祖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又在逐渐没落之中，他们又能灌输多少传统道德思想给孙儿？这是一个隐忧。

　　不少新华小说反映这种因不同孝道观念而导致的悲恻情事。其中最为特出的是周粲的《我家的经》、尤今的《我还是喜欢住老屋》，以及方然的《大都会小插曲》。

　　在周粲的《我家的经》中，“我”的二男一女结婚后都搬出去另组家庭（这与父母的意愿相违），中学毕业的大儿子，头几个月还有交一点钱给父母，但是不久就自顾不暇了，不但没有拿些钱孝敬父母，甚至还常向老父讨钱周转。后来儿子索性推卸责任，把奉养父母的任务交给妹妹，妹妹自然不肯，最后“我”和老伴落得无依无靠，晚境凄凉。

　　过去几十年来，上述这种情景在新加坡非常普遍。在一个家庭里，孩子长大以后，会造成“三个和尚没有水喝”的可怜局面，也就是如上文“我”所说的那样：“我那么疼爱他们，结果是白费心机！他们根本就不孝顺他们的父母亲。他们居然把我和我的老伴，当一件破家私一样，推来推去，大家都不愿意接受它。他们都把我们当作一种累赘。”1.传统的东方伦理思想是与这点背道而驰的，它无疑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倘使时势不变，相信再多一两代，上述这种新的伦理思想将会牢牢地箍着新加坡人的头脑，到时我国所推崇的亚洲价值观，不知是否还能为国民所接受？

　　尤今在《我还是喜欢住老屋》中，描述“她”在老伴逝世后，与女儿相依为命，对女儿百般爱护，含辛茹苦抚养女儿长大。后来女儿狠心抛弃较穷困的男友，嫁给一位混种经理。女儿把母亲的关心和教导当成是“旧头脑”。“她”原以为女儿婚后会接她去同住，哪知女儿与丈夫竟然安排“她”去住老人院，还迫“她”抛弃许多值得留念的老伴的遗物。“她”哀伤不已，决定不搬出去，仍然坚持住老屋。

　　这再度说明“养儿防老”思想的不可靠。而且，即使女儿对母亲有一点亲情，女婿又如何呢？女婿对岳母通常会更为隔膜，更为冷淡。其实，同样的，儿子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儿子孝顺而媳妇不孝顺（或者是持不相同的孝道观念），依然无法解决两老晚境凄清的问题。

　　方然的《大都会小插曲》描写的是几则小故事，反映出大都会今昔的不同样貌，主要侧重于陈述一个名叫绮婆的老妇的遭遇。当她爬上牛车水天桥企图自杀不遂后，沉痛地用半带粤语的话说：“我今生只得一粒仔，辛辛苦苦将他养大，怎知他娶了老婆不要老母，你说伤不伤心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