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信条、原则，这些信条和原则需要有人来“看守”；如果将宪法视为这些信条和原则的载体，那么宪法的解释者们就是这些信条和原则的守护者。这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他被称为是国王良心的守护者（Keeper of the King‘s conscience）；同样是中世纪，教会也被视为人们良心的守护者，犯错误时人们会找自己的牧师忏悔。一个世俗的国家、民族同样需要良心，需要这些良心的守护者，宪法和宪法的解释者们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如何守住社会的良心？这就是违宪审查的机制。自从约翰&#8226；马歇尔在美国司法体制中创设这种权力以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纷纷响应，目前，许多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实践着这一制度。它对于保持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类似的制度；或者说有，但却从来没有运用过。是用不着吗？不是，2003年就因孙志刚案引起了北大三位博士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某项行政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事件；随后又出现了若干起类似的事件。 这些都表明，我们不是不需要违宪审查机制，而是这一机制的运行受到了阻碍；如果该机制运行顺畅，凭借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我们的法律关系是很容易在短时间内理顺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这一机制的运行？我想，首先是应该在宪法中明确建立这一制度。这样重要和基本的制度看起来是不大可能像美国的马歇尔那样创立了，我们没有那样的环境，也缺乏马歇尔那样的能力和魅力型人才。只能依靠法律的明文规定了。通过法律建立制度容易，但困难和重要的是，应该由谁来行使这一权力，由谁来出任我们这个社会良心的守护者？

　　无论对什么其他人应该行使违宪审查权有多么充分的论证，我都一直认为，由极少数资深法官把握这一权力应该是我们的正当选择。Thomas Poole在论述普通法宪政主义时论证了法院相对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独特性。他认为，正是由于缺乏立法和行政机关那样产生的民选基础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自身的合理性，法院才更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方式就是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基本正义，而法院对此有一种天然的渴求。 正是出于这一渴求，我们认为将这一重要权利交给一部分资深法官是可行的。另外，我在一篇短文中也论证了作为立法者解释自己制定的法律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认为这实际上是将立法权和司法权合二为一了；况且，立法机关是很容易受到情绪和院外集团的影响的。 反观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其组成人员很多都是非专业人士，人数众多，机构庞大，运行不方便；而且在很多时候忙于他务而忽视了对这一职责的履行，而我们又无法因此而对它进行惩罚，这些都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胜任这一重要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