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民主化终结了过去的威权体制，台湾人民有了比过去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的自主意识得到张扬，纷纷有一种“出头天”的感觉。台湾的民主化是台湾人民在政治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政党政治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按照一种常态的政党竞争来实现政党轮替，而是越来越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民粹主义日益成为台湾政党政治的重要生态，成为影响各种政治力量的主导性力量。台湾的民主政治也仿佛陷入了“本土文革”之中，笼罩着民粹主义的阴影。 

　　一、民粹主义成为台湾政党政治的幽灵 

　　民粹主义（populism）又称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它是“一种政治心态而非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1]。民粹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出现于俄罗斯帝国，另一种诞生在美国，二者均关注农民。俄罗斯的“民粹主义”（narodniki）发源于知识界，他们提出“到民间去”，并且试图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和其他阶层一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难题。美国的人民党主义源自美国西部及南部各州农民在经济上的不满，宣称“我们要使共和政府重回’平民’（the plain people）之手”，并曾一度威胁到美国的两党制。 

　　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多种多样，但困难的是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就是直接诉诸人民情感，煽动敌对情绪，借以排斥异己，对主流价值或既有权力结构进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它主要包括五个特质：（1）底层人民对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或既有权力结构的不满，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直接动因；（2）政治领袖通常是克里斯玛型（charisma）权威，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3）直接诉诸人民情感，即走入底层人群，利用他们的不满换取道义支持；（4）自我标榜代表“人民”的利益，用“人民”来区隔敌我，煽动敌对情绪，制造对立，排斥异己。“民粹运动者惯于把敌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这可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内部凝聚力”[2]；（5）倾向于直接民主，以体现人民主权精神，潜藏着多数暴政的危险。民粹主义实质上就是“草根民主”，就是底层人民对社会价值、权力结构的一种政治诉求。民粹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相结合，并为其服务。民粹主义一旦与族群、民族问题相结合，就会造成族群撕裂和民族对立。 

　　台湾的民粹主义曾经是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反动，包含了民主的内核，但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已经 “被政客半路骑劫，成了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3]。李登辉上台后推行“本土化”，不断利用民众的历史悲情，制造省籍对立，对“中华民国”的正统价值进行破坏，鼓吹“台独”。以“民粹”起家的民进党更是将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全民公投”，“公投制宪”等运动，将人民的道德直觉激化为一种宗教狂热。不仅如此，陈水扁还用一种语言暴力煽动敌对情绪，打击异己，将民粹主义变成了 “福佬沙文主义”。从“外省人”、“中国人”，到“爱台”、“卖台”、“中共同路人”、“台奸”，再到“政变”和“军事政变”，“所有的政策都失去了理性讨论的空间，只有主观的认定，只有帽子与标签”[4]。陈水扁以“爱不爱台”来区分敌我，同时又垄断了“爱台”的解释权，谁不支持他谁就是“不爱台湾”，谁不支持“公投”谁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民主的价值，要想取得民主的权利，必须先通过主政者的“政治法庭”，“主政者透过’政治法庭’，任意抛出几句’形容词’，就操纵了一切黑白是非”[5]。这些迹象表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生态，成为摆布台湾政党政治的幽灵，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二、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源于公民社会的缺失 

　　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有各方面原因。它最初是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一种反叛。国民党接管台湾后，长期在台湾实行高压政策，打压台湾的本土派，并制造了“二·二八”惨案和“美丽岛事件”，所有这些构成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这个“外来政权”痛苦的历史记忆，也为以后台湾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弹埋下了祸根。另外，台湾的民粹主义还与东方的文化传统有着一定的关联，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人情与面子”，血缘、家族因素对于政党政治的影响较大，因而也为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黄光国先生甚至认为，台湾民粹主义是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怪胎[6]。
　　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公民社会的缺失。在过去，社会的政治认同主要基于血缘、亲族或种族，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有的政治认同基础已经突破了血缘和种族的阻隔，逐步以政治地域作为基点。公民权是这种政治认同关系的重要表现。公民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权制度，是建立在对作为政治纽带的公民权作用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公民权制度在不分种族或血统的情况下，保证国家所有成员平等的或相对平等的权利”[7]。在台湾，要建立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确立公民权制度，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因为“民主化牵涉的是公民社会建构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所有制度的形成以及观念整合”[8]。而台湾社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族群社会”，缺乏对公民权制度的体认和重视，公民意识淡薄，普通老百姓奉行的原则是“为乡不为国”，即当“乡”“国”利益冲突时，宁取“乡”之利，而去“国”之利。这里的“乡”不仅指乡亲，而且还指血统、族群。“今天的台湾最需要的是普遍而多样地建立因理想性、功能性而结合的’公民社会’、’公民社群’。这是现代化社会与民主政治成熟的重要基石”[9]。但台湾政治的民主化是在“缺乏公民教育的前提下”进行的，“上周还在谈党国、谈威权，下周就讲民主化” [10]，因而，这种民主政治也就缺少相应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失造成了人们对族群的认同更甚于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这为民进党操弄族群创造了条件，也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失使人们看重民主的工具意义更甚于看重民主的价值意义，从而造成台湾政治的“功利化”，民主的“工具化”，政治变成了一种“市场”， “政党形同公司，它们在’政治市场’上进行着’政策行销’的竞争”，“公民即形同’政治市场’上的’政治消费者’，他们的投票行为即形同’商品市场’上的买卖选择”[11]。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策行销”在台湾也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场”，而且证明对于选举的影响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