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与公众的关系

       首先还得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类型的特殊性谈起。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双方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对话性的）；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  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
（1）、比如在英国，传媒研究涉及的范围尽管极为广泛，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尔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传播政治》(Communicating  Politics)，P·Dahgren与C·Sparks的《传播与公民权：新时代的新闻与公共领域》(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J·Keane的《媒体与民主》(The  Media  and  Democracy)等。参见赵斌《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38-39）
（2）、参见：《法洛斯谈：媒体如何破坏民主》，《天涯》，1997年6期。
（3）、参见李宪源《传媒控制下的美国》《天涯》2000年第1期。
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生产与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当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的概念取代"传播"（交流）。
       此外，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自身的利益考虑常常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生产与信息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蒙蔽、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或被它们操控，会不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不能自拔，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在英语中，"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均为public），行使批判性裁决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就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