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界或中国学界中，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学者，他们或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提出新的话语批评，或对中国国内的后现代研究提出质疑，或对国学热、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的问题发出另类声音。在这种"后学"反省中，我以为以下学者的言说是相当有思想个性并值得倾听的，他们是杜维明、李泽厚、叶维廉、奚密、梁燕城等。

一 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

杜维明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并不是从解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而是从建构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中国"或"中国文化"。他在海外汉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地位，正是在多元问题中的独立思考，使我们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
面对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使杜维明九十年代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文化中国"以及"文明对话"的反思。尽管杜维明所讨论的大多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和问题语境或知识根基，则是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文化发展或后现代文化大语境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有可能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问题层面上，看杜维明的文化忧虑和文化关怀意向。
反思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成为杜维明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关系的重心：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从西欧开始而发展到北美，然后散布世界各地的一个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和合理化的运动。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有人认为现代化不一定是同质化，而应该充分注意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且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运动。杜维明据此指出："开发传统资源、累积社会资本和培养文化能力的工作非常艰巨，但非做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变成了由技术官僚导引的、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全球化。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几个最大的弊病，一个是社会解体，所有人与人关系的组合，从家庭到社群甚至到国家，中间的纽带变得松弛，突出唯利是图；另外一个是伦理价值崩溃，没有了能够整合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加剧，也可能为暴力、金钱创造条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甚至到了不可以逆转的地步。" 这里，杜维明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现代化中的传统文化精神问题。在分析西方现代性中的误区后得问：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和谐精神，是否可以对现代性中的问题加以融摄和解决？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中国文化建设，儒学思想在现代是否有新的发展可能性？这种发展可能性的前提是什么？其发展的形态和价值有何意义？
儒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的基准上。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的范畴中，儒家传统一定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都是儒家传统所缺乏的，而又都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要发展、必须要掌握的价值。如果儒家传统不能对其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乃至开出一些类似的崭新价值，那么连健康的传统价值都可能因异化而变质，更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事实上，杜维明紧紧地将中国儒学的创新与对西方文化的体认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发展因素能够得到全面补充，而不再是一味地空想超越而难以落到制度和实处。这样，科学与民主等就成为儒家必要的补充，并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有可能逐步获得整合、融摄、互补和创建。
面对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形态以来代沟现象严重的状况，杜维明认为，这种没有文化根源的青年文化，是容易漂流易变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运作方式，青年没有集体记忆，因为没有集体记忆，共识的建立就特别困难。建构共识的困难，还有另一个深刻的理由，即知识结构本身较为薄弱，这意味着公众领域私有化的倾向。" 现代青年文化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中所出现的矛盾，即传统、现代、后现代变成了一个连续体。后现代和传统有相当复杂的关系，其特色之一是集体记忆和集体文化记忆传统的综合，因此值得深切关注。在后现代语境中，不仅现代式的青年文化存在着代沟问题，而且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该继承的不能继承，该扬弃的不能扬弃，该引进的不能引进，该排拒的不能排拒。" 以至于陷溺于自五四运动以来即自以为是的激进氛围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已成为遥远的回响；在知识分子中起作用的"文化传统"不外是由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所塑造的"意底牢结"（ideology）。因此，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传统若不能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为人类社群当下的困境提出解决之道，那么儒学的发展前景必然黯淡。无疑，这种深厚的本土文化意识和价值关怀，使思想者面对思想价值流逝和思想新生代的变异时，感到深重的忧虑，对这种双重失语，当代儒学应有怎样的文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