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中, 古代文论话语的重要性往往受到不适当的强调; 而古代文论话

语的特征与精妙每每又被片面概括。其中一个典型例证, 就是“古代文论妙就妙在模糊”论。奇怪的是

, 此论却至今未受到学术质疑。拙文拟就此略抒管见, 以就正于中国文论研究者。
    一、季老高抬“模糊”语

    为尽量避免曲解季老言论, 兹详引季羡林先生有关论述如下:

    1996年5月16日, 吴江蓝受《中外文化与文论》编辑部委托采访季羡林先生, 请季老谈了对文艺理

论学科建设的看法, 季老为此特地准备了发言提纲。访谈内容后来以“文艺理论建设应改弦更张”为题

, 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1996年10月)。季老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 分析的,

中国是合二为一, 是综合的”(第2页);“西方思维特点是整体观念不强, 是解剖性的”;“我认为, 中

国的语言好就好在模糊”(第3页);“不能学西方给每个概念下定义。为每个慨念下定义是西方的玩意儿

”, “‘风骨’是什么?用西方任何科学术语都说不清”(第4页);“现在外国流行模糊学……和模糊学

相关的是混沌论”(第6页),“混沌论等等的兴起, 我觉得是西方思想向东方靠拢的朕兆”(第7页)。

    《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发表了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一文, 对上述论点作了进一步补充

、发挥。他说:“西方主分析, 想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搞个清清楚楚, 泾渭分明。但是, 根据一般人的

经验来看, 宇宙间绝对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是没有的”, “(西方模糊思维)同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方式

却不谋而合”(第128页);“中国这些话语(指“羚羊挂角”等词语——引者), 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笼统,

很不确切……我现在却认为, 妙就妙就模糊上。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这样以来, 每个读

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完全的自由”(第129页)。

    以上, 就是季老关于文论“模糊性”的基本论点。其实, 以“模糊”与“精确”区分中西文化, 也

并非季老独家发明。在这之前, 金克木先生就有简明扼要的概括:“外国喜确切, 中国重模糊”〔1〕。

只是季老有更充分的发挥罢了。但不管怎样, 此类主张, 不能不引发严肃的学术思考与质疑。

    二、中西思维并非简单二元对立

    季老的中西思维“分析”与“综合”二元对立说, 是其“文论模糊好”论的理论根基。因此, 我们

的辨析就从这里开始。

    西方确有分析传统。但这种传统主要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时期, 还是朴素整体思维占据

主要地位。德谟克利特《宇宙论大系统》一书, 就专论整体。他还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论

断〔2〕。到康德、黑格尔, 已有对整体思维的强调。到19世纪中后期, 则出现了注重事物联系与整体

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你总不好说它是“整体观点不强”的“分析”思维吧?在分析哲学大发展的

20世纪, 又诞生了“系统论”。以上, 均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史常识。怎好讲西方只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思维呢?

    中国是有整体综合传统。“五行”、“八卦”和中医, 就都是整体思维表现形式。但中国也不乏分

析传统。古代文化对“阴”、“阳”两元素的分析, 可谓已臻极致。所谓“物生有贰”(《左传·昭公

三十二年》), 所谓“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 不都是“分析”思维吗?而古代文化的许多重

要命题, 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有无之相生也, 难易之相成也”(《老子》

第二章), “究天地之际,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都是“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

合吗?以文论而言, 《文心雕龙》之“囿别区分”、“割情析采”就是分析, 而“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

”(《序志》)则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又怎好说中国思维只是“合二而一”的“综合”呢?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 分析与综合, “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3〕。任何

民族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分析或综合。我们的任务, 也许是辨析中西分析、综合及二者结合的细微差别

, 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论证范围。

    在季老眼里, “模糊”似乎也是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不然。被季老引为同道的“模糊语言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