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扭转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 "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实现重大突破，从此开辟了结束威权体制，创建和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表面看来，韩国的这次政治变迁是威权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应民主化潮流，主动与反对派合作，实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2、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3、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⑴韩国的转型模式可归属于第三种--"移转"，本文将主要着眼于韩国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来探析这次政治变迁的原因。 

　　一 现代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即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第一共和国走回了权威主义的老路。 

　　1960年的"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张勉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力度很大，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较为虚弱。据统计，从"4.19"学生运动到1961年5月期间共发生了1836次示威，有96万人参加，大学生甚至一度冲进并占领国会。刑事案件案发率也居高不下，"4.19"后的4个月期间，发生了抢劫、盗窃案件8500多起。⑵ 

　　从合法性角度看,以上事实表明张勉政府的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政府绩效不佳，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民主政治失败的后果必然是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韩国政治的实质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威权政治，不过政治上的反动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威权体制实现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朴正熙时代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后来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主张民主化的各派政治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却再一次干预并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此前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 "五共" 通常又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等反对运动风起云涌，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引发政府颁布"非常戒严令"，随后又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 ，这一事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使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及其本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进一步达到高潮，威权政府欲行镇压时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在明知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而就此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的情况下，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民正党终于作出重大让步，由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民主改革承诺的"六o二九"宣言。 

　　由上观之，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ern）。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⑶亨廷顿作出的以上归纳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众多他认为属于"二次尝试型"国家的政权变迁模式，而作为个案的韩国政治转型，仍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性。 

　　要进一步探究韩国政治变迁的原因，就必须探讨这样几个问题：韩国建国之初的宪政体制为何会蜕变为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在先天程序合法性不足条件下之下何以能岿然不动？促成韩国政治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二 市民社会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变迁 

　　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威权政府既有可能因为经济绩效部分抵消了政治绩效的不足而获得社会支持；也有可能因为经济恶化导致多种矛盾并发，迅速垮台。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市民社会必然进一步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此外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李承晚政权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陷入内战的深渊，国家满目创痍，人民苦不堪言。到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亦相当低，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财富和新的权力来源生长，而教育落后则阻碍了知识精英成长和大众权利意识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缺乏的现实使发展经济与教育理所当然成为第一要务，而政治改革的要求则相对靠后。此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这些都是有利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基于类似原因，李承晚政权垮台之后，张勉总理西方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也夭折了。 

　　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军人政府的战略考量是"经济发展第一"，回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并以经济绩效换取社会对威权体制的认可。韩国经济从朴正熙时代开始起飞，全斗焕时代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势头，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终于取得了誉为"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昂首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为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美元。⑷教育在韩国社会一直受到相当的重视，韩国是世界上少数教育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教育经费支出是政府的第二大经济支出项目，而且仍然按GDP0.1%的比例逐年增加。经过多年努力，韩国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