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学经济学的出身，现在只是凭着一点常识，来谈谈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
    现在中央正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且力度有越来越猛之势，而传媒也一片叫好之声，但照目前的路走下去，前景是否可以乐观呢？从我国的现实看，六七年前，我们被迫走上宏观调控之路，对当前的政经制度、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当和那时仔细相比，以求得教训。从扩大内需政策依据的理论基础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其理论本身，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当年的大萧条，是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解决的，也不是没有疑问。对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默里·罗思巴德等人的论述，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不听取相反的意见，只有一边倒的意见是很危险的。当然，即使批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短期内有效，有人也会说我们要的就是短期的效果。我承认在两种统计上的宏观经济数据之间，有时候能够确立一种经验上的联系，但是否可以依据这种联系，来制定经济政策，制动一方面，求得影响另一方面呢？即使从短期来看，这种政策的影响如何，也必定要看此时此地微观主体的行动决策。为什么中央一再降低利率，积累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却效果不显呢？若是老百姓心中惶惶然没有底，他如何肯拿出积蓄来去消费；若因为执法不畅等原因，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很大，它如何肯去投资？中国人现在的行为，实在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要求的相去甚远。这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的微观基础不一定是可靠的，其对人的行为假设，并不是普遍的、基本的，可能却是历史的、具体的，只在某时某地为真实的一些现象。所以在外国正确的假设，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进而言之，这是更重要的，宏观数据之间的联系，可能也是表面的，往往是彼一时有，此一时无；外国有，而中国无。甚至，不同时不同地的数据，是否反映了同一个实在，我看也成疑问。这样说来，一定要从政策的有效来考虑问题的话，依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倒不如依陈云同志的思路。但大家又都不愿回到计划经济。一种政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说其不理想的后果就不出现了。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很可能只有再分配的作用，即劫贫济富，劫无权者济有有权者。通货膨胀伤害的首先是老百姓，使百姓们的储蓄缩水乃至化为乌有。现在有所谓以股市繁荣来刺激经济、刺激消费一说，这实在是饮鸩止渴之举。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久病更不可下不对症的虎狼药。
    现在中国经济困境的症结所在，一言而敝之，是因为微观经济环境的恶化，而这是因为在中国近十年来，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之下，经济绩效的提高已到了一个尽头。甚至，制度和文化竟越来越变得反生产性了。什么叫反生产性呢？就是在此种境况下，做蛋糕的人得到的蛋糕越来越少，在分蛋糕中耍手腕的人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多，结果，人们做蛋糕的积极性降低，蛋糕变得越来越小。
     中国的经济改革，以198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十年，改革开放确实为普通人带来了实惠，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感到生活变化最明显，最有奔头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些改革政策的推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内部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可以了。可是，取得的成效是如此明显，竟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在了。不象今天这样，政府要去刺激经济，要去搞活国企，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不大。可以说，在当年，推行政策的人也不一定预期到政策的效果会这么好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推行的改革措施，确实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制度环境，而这个崭新的制度环境，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来说，大大改变了他们行为的模式，可以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谓宏观的经济现象，所谓宏观的经济表现，是以微观个体的行动为基础的，是个人行为的结集。这一点，我想是政策制定者当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在那十年里，贫富的差距也拉得并非很大，而且致富的人，有许多也并非是因为有了权力背景，而是其经营填补了社会特别紧缺的需要。虽然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拿剃头刀的，但摆摊理发的人，有什么权力可言呢？这种社会现象，你可以说是不好，但因此想让政府干预一下这种社会不公，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因为摆摊理发的人并没有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