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中，欧美亚的大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受到了重视，但是似乎传统的解释总是将贸易的重要性视为根本，金融战略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金融战略并非是国家当局的随机选择，而是金融的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金融体系力量的综合体现和持续柄持的国家竞争手段。

一． 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 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现两国的竞争中存在着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获得其在欧洲以致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的现实地位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全球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地位与金融力量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组织广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能力；法国的扩张是非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说是其的一种解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解释的，问题的核心是英国的金融长期发展战略。
英国如何组织包括美洲在内的大洲际资源呢？虽然，包括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在内的各国都拥有强大海军，并信奉海权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国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时期荷兰及后来法国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略。英国人运用了其金融体系有效地组织了大洲贸易，这就是英国人被过早地被讥讽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实就证明了这种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在全球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贸易强国，其有效地抑制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将战火烧到欧洲大陆，最终打跨了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

l 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定的货币高于一切
德国的经济崛起施于煤炭、钢铁以及化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工业体系。与法国相比较，德国是工业带动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法国则是金融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实力促进了其欧洲争霸的野心，新兴德国是欧洲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一战后的德国深受战胜国主导的欧洲金融体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国企图以债务链条约束这个可怕的邻国。德国金融当局虽然不情愿，但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却是打碎战后捆绑在德国身上的债务金融锁链的法宝。尽管这给德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法英等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缚住通货膨胀爆发后的德国了。紧随通胀之后的大萧条为德国开始复仇式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机缘。多恩布什指出，大萧条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