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 

    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

    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

    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